8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草案,会后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社会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继续上升。二稿回应了诸多热点问题,完善了“作品”的定义和类型,增加了对视听作品著作权进行分类保护的相关规定,删除了“不得滥用权利影响作品正常传播”和法律责任的规定。法律制度条款表述的调整需要字斟句酌,与二稿相关的调整也引起了业内的关注。
是否适当调整了“工作”的定义
关于“作品”的定义和种类,现行著作权法规定,“本法所称的作品,包括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技术等作品。以下列形式创建”。2014年送审稿修改为:“本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科学等领域中可以以某种形式固定下来的原创性智力表达”。草案第一稿对该条款的表述作了如下进一步调整:“本法所称的作品,是指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并能够以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对此,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阮在接受《中国知识产权报》采访时表示,把“以有形的形式复制”作为作品的构成要素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作品都可以以有形的形式复制。在这里,“能够以有形的形式复制”一语可以用来表示“作品的固定要素”。“作品的固定要素”是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版权法中存在的一个要素,它要求作品必须有固定的原件或副本,特别强调“固定”。这个设置主要是为了减少诉讼纠纷。没有固定作品的,只能通过证人证言证明作品曾经存在,导致对未固定作品提起著作权诉讼时诉讼成本较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春田告诉记者,“有形形式”的表达是同义反复,违背逻辑,在实践中不可操作。结合送审稿的声明,草案初稿中“有形形式”的表述可能意在强调,无论何种作品都是某种形式,为了获得著作权法的有效保护,必须是某种可以固定和感知的形式,“形式”必须与物质载体相结合,呈现出物质与形式的统一。否则就存在实现保护的技术障碍,即强调“作品的固定要素”。
刘春田进一步指出,如果中国的著作权法采取的是只在作品固定的情况下保护作品的政策,可以参照《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以下简称《伯尔尼公约》)第二条第一款和第二条第二款来描述,前者将“文学和艺术作品”描述为“表现形式”,后者规定“所有作品或者任何特定种类的作品,除非以某种物质形式固定,否则不受保护”。但是,“固定”不是保护的条件,而是伯尔尼公约允许成员国国内法作出例外的妥协。采取这一政策可能会导致国内外的不同待遇。
第二次审查草案将“作品”的定义调整为“在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具有独创性和某些形式的智力成果”。阮、认为,这种调整可能是为了加强对作品类型的法定要求,要求作品的表现形式必须是本文所列的作品类型。应当指出,《伯尔尼公约》是否允许工作类型的法定要素是有争议的。一般认为,《伯尔尼公约》允许成员国采用法定类型的作品,即除了《伯尔尼公约》明确列出的作品类型外,新的特殊类型的作品只有被纳入成员国版权法明确列出的类型中,才受到保护。
音像作品的分类是否合理
关于“音像作品”相关规定的调整,审议稿删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种类,改为“音像作品”,将短片等新作品纳入著作权法保护范围,受到广泛欢迎。初稿采纳了这一调整,但有人认为统一电影、电视剧等音像作品的著作权归属并不合适。建议对视听作品进行区分,并相应规定各自的著作权归属。
对此,草案第二稿将视听作品分为“电影作品、电视剧作品”(以下简称影视作品)和“其他视听作品”(以下简称非影视作品)。影视作品采用原归属规则,即制作者整体享有,导演等作者享有署名权和稿酬权。对于非影视作品,进一步区分所有权规则。“构成合作作品或者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依照本法有关规定确定;不构成合作作品或者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的归属由制作人和作者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制作人享有,但作者享有署名权和获得报酬权。制作人超出合同约定的范围或者行业惯例使用本款规定的视听作品的,应当取得作者的许可。”
在阮看来,这种非影视作品的区分,可能会导致一个界定循环和归属规则的混乱,因为视听作品通常是特殊的合作作品或者职务作品,但著作权法对这种特殊的合作作品或者职务作品规定了特殊的归属规则,“合作作品或者职务作品”的区分不应重复引入这种特殊的归属规则。
此外,阮认为,非合作作品或职务作品的视听作品很少,唯一的情况可能是委托作品,即平等主体委托创作视听作品。但委托创作视听作品时,制作人究竟应该是委托人还是被委托人,仍有争议。一般理解为委托人是生产者,在实践中容易导致权属混乱。但在委托创作视听作品的情况下,采用电影作品归属的原规则代替委托作品的规则,剥夺了当事人自由约定委托视听作品归属的权利。对于合作作品和职务作品,回归所有权规则,而不回归委托作品,似乎缺乏合法性。总之,这一条款的设置有待进一步讨论。
*文章来源:中国知识产权报(记者李阳芳)